2021年12月17日，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全球繁榮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Global Prosperity（IGP）舉辦了「亞洲的性別與繁榮 （Gender and Prosperity in Asia）」系列講座。這一系列共有六期，由中心副講師何嫄組織策劃，既有涵蓋亞洲女性整體經濟和殘障狀況的專題演講，也有針對特定國家，如日本、韓國、中國、緬甸的國別討論，旨在促進亞洲女性之間，以及歐洲與亞洲之間的理解與連結。在第六期講座中，日本大阪大學的助理教授元橋利惠（Rie Motohashi）圍繞「日本的照料性別政治」進行了分享。
元橋利惠（Rie Motohashi）是日本大阪大學的助理教授，並在多所大學教授社會學和性別研究。
元橋利惠教授的研究興趣包括照料倫理學、母職、照料女權主義、性別研究。自2017年以來，她一直是神戶市性別平等申訴委員會的成員，為那些因性別不平等而遭受人權侵犯的居民提供諮詢和支持。她致力於幫助改善女性賦權、母親群體的政治參與和面向女性的政策。
元橋利惠教授是牟田和恵教授（Muta Kazue）的「高足」，日本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中的年輕學者，也是從團地一代（指日本戰後出生的第一代）向迷失一代（指1991年出生的日本一代）交接棒的重點培養對象之一。她的新書《母職的壓制與反抗》介紹了反安保媽媽會，對於反思新自由主義社會的自我責任、照料勞動貶值提供了一個精準而極易缺失的性別視角。
元橋利惠教授表示，在日本社會，性別研究和女權主義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實現性別平等和對婦女賦權已經成為全球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然而，日本的繁榮仍然停留在表面，需要將性別研究用於分析政策口號與女性現實之間的差距。
在日本當前的社會形勢下，照料他人的人，傳統上母職身份者居多，既被壓迫也在試圖反抗。
在活動的開始，元橋利惠教授首先指出講座將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她解釋了女性照料者的困難處境，以及日本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政治改革。從減少福利和「女性賦權」的角度，她論證了日本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為什麼是父權制的，以及這些改革如何將經濟增長置於其他一切需求之上。第二部分，她將討論以關懷倫理以及從女權主義角度來分析照料勞動的照料女權主義理論。最後第三部分，她將介紹日本母親們的行動主義實踐，以此來抵禦新自由主義，以及反抗將女性和母親排除在政治以外的文化。在這一部分，她通過2015年以來對參與「反安保媽媽會」的母親們的研究，分析母親的政治參與背後的邏輯與經濟意義。通過這三部分，她希望和聽眾一起思考，賦權那些有責任照顧弱勢者的人的重要性和難處。
新冠疫情期間，女性照料者的困難處境與日本社會福利的政治改革
2020年以來，各國都面臨著新冠病毒帶來的各種問題，而這一流行病對女性產生了尤為不利的影響。據日本政府的統計數據顯示，日本女性的自殺人數持續增加。長期以來，日本都是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而新冠疫情加劇了這一趨勢；研究表明，相較於日本男性，日本女性的自殺率急劇增長。2020年10月，日本女性自殺率比前一年同期上升了83%。相比之下，同期男性自殺率上升比例為22%。
在這一現象的背後存在著幾個潛在原因。相較於男性，日本女性更有可能在零售和服務行業從事兼職工作，因此她們更容易受到失業的影響。早稻田大學的上田路子（Michiko Ueda）教授披露，40歲以下的女性中有三分之一報告說自己處於失業狀態，這嚴重影響了她們的收入，而在同齡男性中，這一比例僅為18%。去年11月，日本放送協會（NHK）的一個特別報導稱，由於新冠疫情，日本女性僱員人數減少了73萬，而男性僱員則減少了32萬。我們可以發現，這一突如其來的疫情嚴重影響了婦女，那麼這些問題的背後究竟有著怎樣的原因？
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是：在日本，人們認為照料他人是女性的責任。換句話說，日本婦女在照料勞動方面承擔著沉重的負擔。由於疫情，婦女在無償照料方面的任務，如育兒、老人護理和家務，日益增加。在「居家令」政策下，婦女一直在提供更多的無償照料勞動。例如，當學校或託兒所關閉時，照顧孩子的責任都會落在母親，而不是父親身上。而在有償照料領域，70%的醫療和健康從業者都是女性。
此外，遠程工作也使女性家務量增加。在許多情況下，由於日益繁重的照料活動，女性不得不將工作放在次要地位甚至離職。這不僅給女性帶來精神壓力或焦慮，也增加家暴風險。日本政府表示，在疫情期間，向政府諮詢家庭暴力問題的人數持續增加。但是，這樣的情況並非前所未有，導致這些問題的性別歧視早已存在於日本社會中——日本社會忽視了婦女和她們的照料勞動。
日本的「父權制」新自由主義經濟
元橋利惠教授轉而介紹了日本的福利改革和婦女賦權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日本政府推動了新自由主義改革，包括福利改革和鼓勵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日本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特點是降低社會保障福利和提倡黷武主義。渡邊治（Osamu Watanabe）將日本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分為兩個不同的時期。第一個新自由主義時期從1990年延續到新千年初，通過90年代開始的改革，福利制度的公共開支開始逐漸減少，社會保障體系變得脆弱。此外，在90年代，日本政府開始期望女性在照顧家庭和孩子的同時，為社會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因此，日本政府推行激勵政策，支持由男性經濟支柱和家庭主婦組成的家庭單元，使日本的新自由主義與「父權制」之間形成了緊密聯繫。
日本經常被歸類為「混合福利政體」或獨特的東亞型福利政體。普遍認為日本的福利制度非常強調家庭，也看重企業或職業福利。國家將承擔社會福利責任轉至由家庭、社區和公司共同承擔。這是一種將福利保障視作投資而不是社會安全網的模式。
第二個新自由主義時期，從2012年安倍第二次執政開始，具有黷武主義的特徵（渡辺他2014: 25-6）。2015年，安倍政府通過了新的安保法。一些憲法學者批評新的安保法違反了日本憲法第九條，即基於反思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而形成的呼籲「放棄戰爭」的條款。
日本的婦女賦權政策
最近，安倍政府表示政府將創造一個「所有女性都能發光的社會」（kagayaku）作為首要議程。此外，政府也將提高女性在勞動力中的參與度，並將其作為重振國家經濟的一種手段。男女共同參畫局在2015年的一份白皮書中表示：「安倍政府認為婦女的力量是『日本最隱蔽的潛力’，政府將『不可避免地』利用這種力量來促進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換言之，日本的「女性賦權」政策將國家的經濟發展置於首位。
在題為「神奈川女性職場成功支持者」成員的照片中，充斥著男性企業管理者的身影，我們無法聽到女性的聲音，而這張照片恰恰象徵著日本的「婦女賦權」政策。
振興國民經濟和提高生育率，成為了對抗日本人口萎縮和老齡化的雙重目標。因此，在政府看來，女性既應該多工作，也應該多生孩子。然而，如果母親們增加了外出工作的時間，那麼誰來照顧年幼的孩子呢？因此，育兒服務被認為是解決國家經濟困境的內在組成部分。
待機兒童問題（Taiki Jidō Mondai）
然而，日本城市地區的學齡前兒童託兒所已經供不應求。例如，在2017年，等候進入日托機構的兒童名單有26081人，其中包括東京的約8500兒童。在過去幾年內，這種短缺在政治和社會上成為了愈發突出的問題，因此被稱為「待機兒童問題」（taiki jidō mondai）。
在2016年的初春，一篇題為「去死吧日本！」的匿名博客文章寫道：
我孩子的託兒所申請被拒絕了。去死吧日本！！！日本是什麼鬼地方？政府承諾的創建一億公民參與的社會是一紙空談！昨天，我們沒能在任何一間日托所申請到名額。我該怎麼辦呢？我不能加入「動態參與」嗎？我生了孩子，養了孩子，走向社會，工作和交稅，日本還對我有什麼不滿意的呢？出生率的下降是怎麼回事呢？生育是可以的，但想把（我的孩子）送在託兒所里，卻是不可能的……
在日本，地方議會通常會在春季通知家長他們申請國家授權的託兒所的結果。這篇博客文章迅速吸引了許多其他家長的注意，尤其是那些有類似經歷的母親們。
起初，這篇博文只是在特定網路社區中被討論的一個話題。但是，在2016年2月29日，一位議員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向首相安倍晉三提問時引用了這篇帖子。安倍晉三的最初回應是，由於該帖子是匿名發佈的，他無法確認其說法的真實性。這番言論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憤怒的反擊。許多母親（甚至還有一些父親）憤怒地表示，這篇博客文章反映了她們的真實經歷。反擊並未止步於此，許多家長開始在國會正門前進行請願和示威。在示威過程中，父母們舉著寫有「那個孩子的幼兒園申請被拒的人就是我」的牌子。
然而，這次示威和母親們對政府的抗議行動也遭遇了負面反應。許多網友在評論中表示，確保孩子獲得託兒所名額是父母的責任。另一方面，在日本，很多人對參與政治行動有一種冷嘲熱諷的態度，稱之為自私的行為。
將婦女排除在政治和經濟空間外
在日本，婦女，尤其是母親，被排除在政治和經濟空間之外。日本女性的參政率出奇得低。據日本眾議院和首相辦公室分別發佈的2020年統計數據顯示：女性在議會中的比例僅為9.9%，在行政部門中的比例為5.3%。熊本市議會議員緒方優香（Yuka Ogata）的故事真實地反映了日本母親的困境：緒方議員嘗試在休完產假后重返工作崗位，但她找不到合適的日托所來照顧她的孩子，所以她把剛出生的孩子帶到了議會會議上；然而，她的同事阻止了她。她嘗試勸說同事四十多分鐘后，最終放棄了，把孩子交給了朋友，才能順利參會。
許多身處經濟領域內的婦女也面臨著類似的情況。女性和男性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性別工資差距，因為據國家人口和社會保障研究所2015年的數據，60%的日本女性在結婚或生育后辭去了固定工作，55.5%的職業女性從事著非固定工作。日本厚生勞動省2016的統計指出：日本的全職女員工的工資也僅為男性的73.4%。在所有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日本的兩性工資平等狀況排名倒數第三。
在日本政府的支持計劃中，為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女性必須多工作，多生孩子。然而，幾乎所有的企業組織都認為只有母親才有責任在工作和撫養孩子之間保持平衡（ryōritsu），而父親則無需承擔這種責任。
此外，幾乎所有母親都從事的是非正式工作，因而不能享受公司的服務和福利計劃，社會只期望女性在發生意外時調整或放棄她們的工作。換而言之，承擔起保持工作和育兒之間平衡責任是一個不可能的要求，且政府並沒有對婦女的照護活動提供任何支持。
女性的掙扎=自我責任原則？！
長期以來，婦女的照料勞動一直被認為是她們的自然責任和個人事務，婦女的掙扎常常被忽視，她們的困境則被視作個人責任。此外，女性的照料勞動被認為不如男性工作有價值，「女性的自我責任」更加劇了這種思維定勢。事實上，照料勞動對社會至關重要，但多數照料勞動都貶值，被隱身。因此，性別研究必須解決新自由主義所支持的自我責任原則以及照料勞動的貶值問題。
出於對性別研究的發展的考慮，我們必須考慮這些不公平的情況背後有著怎樣的社會結構。元橋利惠教授堅信，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以下簡稱關懷女權理論）將幫助我們理解造成這種不公平情況的原因，並承認照料勞動的價值。
關懷女權理論
關懷女權理論關注照料勞動的倫理、重視照料勞動的價值，並將其視作為創造社會基本關係的重要途徑。
卡羅爾·吉利根（Carol Gilligan）在其著作《不同的聲音》（譯者注：中譯本由肖巍於1999年翻譯，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中首次提出了「關懷倫理」的概念，這一行為準則是從關注照料者的思考和實踐中發展而來，而女性在歷史上一直是肩負著養育子女和操持家務重任的照料者。
關懷女權理論有如下特點：該理論試圖從照料倫理的角度來闡釋對女性的壓迫；重視婦女的照料活動作為創造社會基本關係的重要手段。作為一種反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論，它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持續發展，繼承了第二波女權主義理論以及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思想。
關懷女權理論的關鍵詞
美國女權主義者和哲學家Eva Feder Kittay 於1999年出版了《愛的勞動》，2011年被翻譯成日文出版。在這本書中，她寫到了自己照顧女兒薩沙的經歷。薩沙患有嚴重的殘疾，需要有人一直陪在她身邊，回應她的需求，才能活下來。Kittay反思了她照顧薩沙的經歷，並問道，為什麼薩沙沒有被看作社會的一員？為什麼照料人員的工資要低於其他工作，且待遇更差？元橋利惠教授指出，我們應該圍繞以下幾方面來思考針對照料活動和照料者的不公平對待。
1. 人類依賴
當你聽到「依賴」這個詞時會作何感想？一般來說，我們對「依賴」有很多負面的想像，例如人們常常將上癮與依賴聯繫在一起。然而，關懷女權理論認為「依賴」是一種人類狀態，而非需要擺脫的問題。如果不依賴他人，人類就無法生存。所有人在生命中的某個時刻都是脆弱的；脆弱是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很容易暴露在各種社會或身體風險之下。每個人出生時都是嬰兒，都面臨著生病或殘疾的可能。此外，我們都在變老，將作為脆弱的生命死去。然而，人們很容易忘記這一點。
2. 依賴工作
要生存，脆弱者就需要身邊有人並得到照顧。Kittay將這些為脆弱者提供的照料性勞動稱為依賴工作（dependency work）。依賴工作有時是有償的，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它被視作由婦女勞動，且在許多社會中它的價值都被大大低估。為陳述簡便，我統稱之為「照料者」。
Kittay指出，我們每個人都是某個母親的孩子，許多人對此的反應是：「是的，那又怎樣？」但是，我們並不經常考慮「母親也是某個母親的孩子」這一事實。因為對我們而言，母親的照護是如此自然，以至於我們忽略了這一點。
我們必須意識到的是：所有的人類都需要他人提供的依賴工作，以便人類繼續生存。然而，在我們的社會中，這一事實很容易被忽視，為什麼照料者往往會遭到忽視？對此，元橋利惠教授認為：公共與私人二分法的社會結構以及它的男性統治導致了社會對照料者不公平的評價。
元橋利惠教授又展示了另一幅圖片以舉例。她強調：我們的社會被分為兩個領域，即位於圖片中心的公共領域和環繞其周邊的私人領域。公共領域屬於經濟和政治領域，例如工作空間、學校、公共機構和公共交通，主要是人作為員工的領域。這些勞動者獲得了報酬，因此被認為是「有生產力的」勞動者。相對而言，生活空間和照料勞動領域則屬於私人領域。因為這些勞動者沒有獲得報酬，所以該領域中的人被認為是「無生產力」的。現代社會對這兩個領域的看法完全不同：公共領域佔據了絕對的中心地位，而私人領域則成為了為中心區域服務的輔助。
身處公共領域的人可以自得其樂，因為他們可以賺錢，在經濟上更為獨立。然而，在私人領域的人卻無法進入中心領域，因為她們要負責在家裡照顧他人。事實上，公共領域多以男性為主導，而私人領域多為女性。
舉例而言，一個男人可以在經濟領域舒適地工作，因為他的妻子呆在私人領域，照顧他的孩子和他年邁的父母。她不能享受生活，因為她在經濟上並不獨立，而且她很難像她丈夫那樣在公共領域工作。如果她把孩子留在家裡，投身公共領域，孩子就無法生存，所以她必須呆在私人領域。總體而言，公共/私人的二分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男性為中心的。
我們必須意識到這就是我們所處的不平等的社會結構，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身處中心（公共）領域的人們必須開始更多地參與照料勞動。
3. 對從事依賴工作者的錯誤看法
公共/私人的二分法造成了對從事依賴工作者的刻板印象。一般來說，私人領域的人被認為是沒有生產力的，因此是有依賴性的；而公共領域的人則被認為是有生產力且獨立的。此外，私人領域內的人被認為是感性的、非理性的和不講邏輯的；因此照料者，特別是母親，被視作缺乏政治主體性這成為了婦女被排除在政治和經濟領域之外的原因。
事實上，多數人認為，相較於公共領域內的人，私人領域內的人為社會做出貢獻更小。然而，如果通過關懷女權理論視角進行觀察，我們會發現：享受身處在公共領域的人們需要別人為他們照顧私人領域。在公共領域工作的人具有依賴性，因為他們通過讓別人代替他們完成這些工作，使自己從依賴工作中解脫出來。雖然依賴工作很容易被低估和忽視，但從事依賴工作的勞動者為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
4. 從屬依賴
然而，有一件事我們不應該忘記：身處私人領域的人，例如照料者，也會變得脆弱，因為他們在照顧別人的時候無暇自顧。這種照料者的脆弱狀況被稱為從屬依賴。這一概念表明，照料者也需要被照顧。公共和私人的二分法是造成人們忽視她們困境的主要原因。
如果一個社會繼續忽視照料者和她們的脆弱性，她們將被孤立，這可能導致暴力和悲劇事件，如虐待兒童等。事實上，不公平的社會結構和新冠疫情催生出了各種類型的暴力事件。
在日本，人們對照料理論和照料倫理的興趣日益濃厚
近年來，日本學術界和研究者對於關懷倫理學以及照料勞動的興趣不斷增加。在過去的幾年裡，日本出版了許多關於關懷女權理論的學術譯本。岡野彌生（Yayo Okano）是一位政治哲學研究者，也是日本最著名的關懷倫理和女權主義研究權威。她出版了《關懷宣言》的譯本，英國的研究人員和活動家組成的關懷團體共同撰寫了該宣言。
在過去的一兩年，對於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負面影響的批評飛速增加。許多人揭示了社會潛在的扭曲，以及日益增長的、尋找替代價值的需求。
然而，性別和女性主義研究對評估照料倫理的態度過於謹慎。照料倫理學在性別研究中受到了長期批評；有人認為，照料倫理學肯定並支持了特定的性別角色。因此，在講座的最後一部分，元橋利惠教授嘗試從關懷理論的角度，分析女權主義在母職和母親的政治行動上存在的衝突與分歧。
日本「反安保媽媽會」母親們的政治行動
女權主義在母親問題上的衝突
戰後時期的日本出現了各種母親運動，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由以母親為主的團體推動的反核運動。該團體強調她們的母親身份，讓她們的反戰和反核訴求更為有力。
例如，1955年7月，「日本母親大會」以「給予生命的母親們正尋求滋養和保護生命」為口號舉行了首次集會，此後延續至今長達六十多年。當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和2011年的福島核事故發生后，許多母親開展了相應的基層行動。從歷史上來看，在應對帶來戰爭或核危險的事件時，為了消除這種威脅，母親們會比其他人更快地採取行動。
然而，在性別和女權主義研究中，戰後的母親運動，包括「母親大會」，在女權主義視角的評價下，都遭受了嚴重的批評。而這些批評的背後有著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這些母親對支持戰爭沒有懺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現了「國防婦人會」（Kokubou Fujin kai）為代表的大規模母親運動。她們用日本廚房圍裙「Kappougi」和束衣袖的帶子做統一制服，並以「好母親」的身份鼓勵人們為戰爭而合作。由此，母親的身份在政治運動中被認為是保守和危險的。其次，她們並不批評基於性別的勞動分工。第三，她們缺少對個體的「自我」的關注；而在傳統的女權主義討論中，堅持做母親會被認為缺乏「自我」。
上野千鶴子（Chizuko Ueno）指出，如果某項運動要被納入女權主義運動範疇，那麼首先它應該是婦女的自主運動，其次應該對女性的社會性別角色提出質疑（Ueno 2006, 140-142）。母親們的反戰與和平運動並沒有將男人的優越地位和傳統性別角色視為敵人，這與後來的女權主義非常不同（Yamamoto 2006, 269）。在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之後，女權主義者批評母親運動缺乏這些方面的問題意識，因此它被視為不完整的女權運動。
元橋利惠教授認為，這些批評恰恰反映了反對母職壓迫鬥爭的激烈程度。日本的女權主義不得不與母職對立，以證明女性也是人類和公民。然而，這隻是公私二分法的手段之一：女性被公私二分法分化為兩部分，即母親和非母親，或者母親和公民。這些批評通過強調母親和公民身份之間的明顯區別，鞏固和強化了公私二分法。
作為個人政治主體的母親們
從關懷倫理的角度來看，思考照料的重要性，與迫使婦女在私人和性別領域中扮演特定角色之間有著明顯區別。我們必須突破母親與個人、情感與理性、照護與非照護之間的分界，因為人人都應該參與照護活動，並積極投身於政治和經濟領域。
關懷女權理論試圖消弭分歧，整合努力，希望不需要貶低母職就能利用好社會計劃。換言之，關懷女權理論力求改變對母職這一概念，並認為這可以幫助建立新的政治和社會關係。
此外，我們可以構建政治參與的替代方案。在傳統研究中，政治主體是指具有經濟獨立和自主權的個人。然而，這種公民模式總是將具有依賴性的個人和從事依賴工作的勞動者邊緣化。元橋利惠教授認為，我們應該站在那些容易受到傷害和最脆弱的人的立場來設想社會和與政治。
在日本，許多參與政治運動的婦女強調她們的母職。那些不得不照顧和撫養孩子，需要做家務的婦女在精神上和實踐中都遠離政治參與。她們越是努力肩負起自己的照護責任，就越是遠離政治。相比之下，母親們組織的反戰與和平運動的特點是母親們通過強調她們的母職而變得更政治化。值得思考的是，母親的身份對於參與運動的母親們意味著什麼，反安保媽媽會組織（Mama no kai）成員對「政治」又有著怎樣的理解？
關於「反安保媽媽會」組織
「反安保媽媽會」運動始於2015年7月，意思是「母親反對戰爭」。運動以「沒有孩子應喪命」的口號，反對有關安全的立法。該運動最初始於一位京都母親的簽名呼籲。「反安保媽媽會」是通過社交網路開展的網路型運動；它沒有與任何政黨或組織有關聯，任何支持「沒有孩子應喪命」口號的個人都可以成為該組織的成員。設計有口號的橫幅在社交網路共享，成員和非成員都自主列印並隨意使用。 「反安保媽媽會」運動可由個人獨立發起，無需得到任何人的許可，也沒有需要報告活動的規則。雖然參與「反安保媽媽會」的內部會議需要會員資格，但由於會員與非會員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該運動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遍及全國；它成為了無黨派女性，尤其是有孩子的母親參與政治的重要方式。
相關採訪與研究
元橋利惠教授在2015年至2017年期間採訪了13位參與「反安保媽媽會」運動的母親；通過這些訪談，元橋利惠教授試圖了解母職在行動主義語境中的不同理解，同時嘗試回答以下問題：以前不關心政治運動的母親們為什麼以及如何參與「反安保媽媽會」運動？母親的身份和為人母的經驗如何鼓勵了母親們的行動主義？
1. 分析和討論
首先，當會員媽媽們在公開演講中論及她們的感受時，她們的理由或動機往往與保護和撫養孩子有關。化名為A女士的母親在演講中表示：
自2011年3月11日以來，政府給出的信息就很奇怪。我開始認為，即使是輻射和食品安全這樣的事情，我也需要自己去思考和行動。當時，我的孩子正在上初中和高中，因此我開始以公民的身份參加活動，保護我的孩子……我僅僅是一個家庭主婦，但我把自己的兩個孩子養育得很好，我將所有的愛都傾注在他們身上，我為此感到驕傲。因此，當我想像我心愛的孩子被捲入戰爭的場景時，我會感到萬分心痛。
其次，母親們通過參與這些運動，確信自己的身份具有政治性，她們的母職經驗是政治語境下有價值的話題，是政治行動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使母親們意識到，問題的根源不在於母親們在政治方面的無能為力，而是母親們被排斥在政治文化和結構之外。某位化名的母親表示：她講述的母職經歷中沒有謊言。曾經，她一度認為自己與政治絕緣，並且以為只有專家才能討論政治。然而，參加「反安保媽媽會」運動的經驗使她相信，她作為母親的經驗和其它「真相」一樣有價值。這位化名為Kana的母親表示：
我的首次公開演講收穫了許多好評。演講的內容不是關於政治，而是我自己的感受和我做母親的經歷。當我談到撫養孩子和我身為母親的擔憂和衝突時，我沒有說謊，這是一個母親的真實經歷。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談論這些經歷。因為這個故事被認為是真實的，我可以談論自己的經歷。沒有謊言，只有「真相」。任何懂很多政治的人也無法替代我做母親的經歷。無論多麼偉大的人都不能否認我作為母親的感受。這是我行動主義的基礎。
第三，「反安保媽媽會」成員的還有另一個運動目的，她們試圖讓其他母親的政治參與正常化。例如，她們帶著孩子參加新聞發佈會或參加立法者辦公室的會議，她們試圖「教育」男性記者和立法者，向他們展示讓一個孩子出現在政治環境中是完全正常的。一位化名為Nana的母親表示：
當我去參加市議員新聞發佈會進行學習和觀察時，工作人員對我們中的一個成員說：「請不要入內」，因為她帶著一個孩子。我立刻在博客上寫下了這一事件，傳播出去並表示抗議。這真是太荒唐了! 我想改變關於政治的禁忌。一個母親參與政治有什麼錯？孩子會製造噪音嗎？當然會! 但如果他們不願意與我們的孩子共享房間，那麼他們有責任為孩子創造一個空間。
第四，「反安保媽媽會」成員對於政治有著相當簡單和獨特的理解。在她們的理解中，參與政治活動是照料責任的延續。一位化名為「郁子」（Ikuko）的母親表示：
我在42歲的時候生下了我的女兒。等到她長到30歲且經濟獨立，那麼她需要的幫助與我過去需要的幫助完全不同。…… 舉例而言，如果她在40多歲的時候生了孩子，像我一樣，那我就無法幫助她，因為那時我已經80多歲了。事實上，我可能會成為她的負擔，那時我可能已經卧床不起。
我們需要物質資源來生存。但是，我也希望她在這個社會對別人說「請幫幫我」。即使我不再跟她在一起，我希望她能夠結交朋友，建立關係，請求別人「幫助」，也對需要幫助的朋友說「好的，我會幫助你」。我希望她能通過幫助別人來生活。
我認為只關心我的孩子是不夠的。為了讓孩子繼續生活下去，我應該做些什麼？我可以給孩子留下什麼？我想她不僅需要與他人建立關係和相互幫助的能力，還需要一個使這些願望成為可能的社會。現在，我還不能心安理得地讓我的女兒進入這個社會。
郁子表示，當她在思考如何更好地照顧女兒時，她意識到自己也需要關心日本社會，這成為了她採取政治行動的理由。也許，她對於「政治」的理解過於簡單和樸素。從長遠來看，這種理解被忽略了。
然而，我們可以認為，這些媽媽們通過對照料活動的實踐和思考，以感性和過於理性的方式獲得了對「政治」的理解。這樣的理解可以突破公共與私人的二分法，打破母親與個體、情感與理性的界限。
2. 研究結論
「反安保媽媽會」運動的成員根據她們的照料經驗，共享了「母親」這一集體身份。但是，這並非是本質主義。她們通過分享自己反對戰爭和軍事力量的經驗來構建自己的身份，並在行動中戰略性地運用自己「作為母親」的經驗。此外，成員們也通過構建 「母親」的身份來自我賦權。「反安保媽媽會」運動不僅反對2015年的安保法和軍事力量，更反對父權制和新自由主義，因為父權制迫使女性遠離政治領域，而這正是新自由主義所提倡的。
但是，由於母親們肩負著照顧孩子的責任，她們中多數人難以持續參與政治。為了支持母親參與政治進程，現有的政治運動和制度必須改變「主體」的定義，將運動的主體從「自給自足」、不照顧任何人的個人，轉變為承擔著照顧他人責任的人們。
總結：未來的問題：如何才能賦權進行照料活動的人們？
在講座的最後，元橋利惠教授展望了研究的未來，並且表示，作為未來研究的一部分，她將更廣泛地分析日本母親們的運動。同時，她將考慮母親們的不同處境。在日本，有一些政治運動顯示了母親的身份。但是，元橋利惠教授表示，日本的母親運動，與其他國家那些爭取照料人員權利的女權主義罷工不同。日本的母親運動有著特殊的社會和文化背景。因此，她將繼續這個項目，調查影響照料人員和母親政治賦權的社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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